【编者按】李晨，1920年6月生，曾就读于西南联大、浙江大学，1961年1月至1964年8月任北京工业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1964年8月调离北工大任北京市教育局党组书记兼局长，2016年12月29日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6岁。李晨校长作为北工大第一任校长兼党委书记，在任期的三年半时间里，给学校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他把周总理等老一辈革命家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联系群众的工作作风带入校园，提出了“踮着脚，够得着”的校风，以个人魅力凝聚全校之力，带领全校师生艰苦创业，夯实了北工大发展的基石。

当时我在市委建工部工作，刘仁同志找我谈，说准备派我去北工大当校长。我说我进过大学，可没办过大学。刘仁同志说不要紧，如何安排大学的教学工作，他已经帮我找了一个很得力的助手——樊恭烋。当时，樊恭烋同志是北航的教务长，在北京高校教务长里是数前几名的。刘仁同志说：“教学方面，你就完全放手让他干。”这样，我于1961年1月去北工大当了校长。后来，我见到北航的院长武光同志，我说：“很感谢你武光同志，支援了我们这么强的一个干部。”武光同志说：“别提了，我们后悔了。”

创建北工大是为北京市培养人才

老北京工业很少，有两个最大的厂，一个是石景山发电厂，只有55kW的几台小发电机；一个是钢铁厂，实际一吨钢没出过，铁也是小钢珠。当时我刚到北京工作，市委让我暂任石景山区委书记，任务就是帮助这两个厂搞起来。新中国成立后，钢铁厂仍然是有铁无钢，发电厂只有55KW的装机容量，其他的就是面粉厂、建筑材料厂等一些小工业。其中，琉璃河水泥厂、清河制呢厂算是比较大的。解放以后，情况变了，除了已有的工厂要继续办，也陆陆续续建立一些新厂，特别是国家经济恢复时期，开始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北京的工业发展非常快，变化非常大。原来只有几个小厂，这期间一批新工业搞起来了。比如北京的煤矿，门头沟很早就有煤，但产量并不多，这期间开了一些新的煤矿。钢铁厂原来停了，又重新恢复生产，逐渐有铁有钢。原来没有棉纺厂，这期间纺织厂也搞起来。

第一个五年计划后，一批新的水泥、钢铁、发电企业以及电子工业等新工业发展起来。这些新工业、新厂子建立起来以后，北京的面貌就变了。建这么多厂，需要技术工人、工程师，需要管理干部，并且是要懂得管理新型工业的管理人才。北京对人才的需求很大、很急切，虽然可以从北京的许多中央院校分配工程师、技术员，可是远远不够。在这种情况下，北京市特别紧迫地需要我们自己的人才，包括工程师、技术员、管理干部、技术工人。当时市委就想，要有一批中专，还要办一个大学，就是工业大学。市委叫我必须建立起来，这就是1960年开办的工业大学。这是新的工业、新的城市建设、新的城市整体水平要提高的需要。在经济很困难的时候，我们坚决挤出钱、挤出力量建设国家工业，这就是工业大学当时产生的背景。

20世纪60年代初，北工大办起来后，有几年情况变化很大。1953年斯大林去世，1956年赫鲁晓夫上台，苏联从撤退专家到武装挑衅，与中国越来越疏远，国际形势越来越有战争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毛主席提出我们要做好备战工作，要考虑战略问题。首先要考虑钢铁工业，钢铁是工业的基础，只有一个鞍钢是不够的。从布局来讲，当时考虑的是包（包头）钢、武（武汉）钢，华北和华中都应该有钢铁，华中有武钢，它附近有铁矿有煤矿。到20世纪60年代，在我们战略大后方，当时考虑的是攀钢（四川攀枝花）。经过探矿发现，那里有钢有煤，生产钢铁的原料全有，所以很快就搞起来了。当时就是所谓三线准备。北京周围有山，北京的战备怎么办？1960年到1961年，我已经到了北工大，出于对战备的考虑，当时好多学校都考虑进山，北工大也考虑进山，就是去北部山区。刘仁同志是书记，他让我去怀柔口头村那一带看看，那地方比较好，北部有山能挡风，地势比较好，有怀柔水库。这样，我就奉命到那里去看地址。当时要进山的还有第二医学院（现首都医科大学），院长是吴阶平。刘仁同志指示两个学校都可以考虑搬到口头村，那里地方够，要赶快选址做好研究设计。我和吴阶平到怀柔考察了好多次，后来战备形势缓和下来了，学校的进山工作也停下来。再后来就不提战备问题了，学校进山的计划也就取消了。工业大学在怀柔口头村现在还留了一个桥，叫工大桥。

“踮着脚，够得着”的务实校风

到北工大以后，我了解到学校的情况很复杂，教师有多个来源，有工厂的、有学校的、有机关的，真正的教学骨干甚至教授加在一起才6个人；学生有几个来源，有对外招生的，有300多印尼华侨，还有一部分从北京工业学院并过来的学生。当时许多学校帮助我们，譬如我们派教师到清华和北航等学校去听课、实习，人家都很欢迎，所以学校真正建起来真的很不容易。首先人来自四面八方，教师、学生、干部的来源很多，思想认识看法极不一致；又是新学校，来到这里的人都感觉我们办学很困难，不知道会是什么样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人来这儿以后情绪不高，有的甚至灰心丧气，悲观情绪散漫，干劲不足，认识很不一致，很混乱。有一个曾经考取工业大学的人想去卧轨，说怎么这么倒霉把我分这儿来；有的人看不起学校，说我报考的时候根本就不知道工业大学，我报的是清华，把我分配到这儿来了。

这种情况下，学校党委就考虑，怎么能使大家鼓起勇气来。“大跃进”那几年，大家有一股子干劲儿，但是看法、认识、要求肯定不一样。我去了以后，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向市委汇报了我们从哪儿抓工作。抓两个基础，一是要办大学，首先是教学，教学应该打好基础，上好基础课，做好基础课实验，工科院校对实验要求比较高。二是在思想上，大家对我们学校是什么样的要求，以什么样的标准要求我们，如果是高标准，什么叫高标准，那时候大家的认识都不一样。当时“大跃进”有一种情况就是精神状态还是振奋的，可以鼓足大家的干劲。我们要把劲往哪儿去使，我们就在想，应该提一个要求。“大跃进”以后，市委提出以可能达到的客观标准来要求工作。可能达到，不是瞎吹牛，这不行。我听刘仁同志讲过，什么亩产万斤粮，要万斤粮铺在地上还得挺厚一层，但实际上你能有那么多吗？市委领导始终没有去瞎吹。那时候市委公布，国家发展要靠基础建设，建筑方面就要盖房子，譬如建设人民大会堂等。刘仁同志让我们搞建筑，刘仁同志教导我说：“你们可别去随便放卫星，你放了卫星房子倒了我可找你。”

当时彭真同志在市委出版的刊物《前线》的发刊词上提出，以可能达到的最高标准来要求工作。座谈的时候，在工人中传达市委这个“可能达到的最高标准”的精神，建筑工人就跟我说：“噢，这就是要求我们‘踮着脚，够得着’。”这是工人的话，不是我的话，是工人的语言，工人了解可能达到最高标准要求，就是要求我们踮着脚能够得着。所以我们就把当时的一些提法和群众的认识要求结合在一起。在新的工业大学，对全校师生提出了“踮着脚，够得着”的总要求，这就是校风。校风继承了党的传统精神“为人民服务、艰苦奋斗、艰苦朴素”，具体还提了四条，就是在当时的情况下，按照市委提出的要求，以可能达到的最高标准而提出来的校风。校风就是这么提出来的，是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础上提出来的。

校风提出以后，我就想要把大家要进步的总体标准统一起来，这样可以把大家共同的、统一的认识落实，这是政治思想基础；落实在教学上，就是教学业务的基础，我们必须要抓好基础课，计划好几年过关。我们的基础课实验抓的很紧，该做的实验全做，都尽量按要求做。所以在市委和中央提出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艰苦奋斗、力争上游的基础上，结合学校的具体情况，北工大的“踮着脚，够得着”的校风，现在看来在鼓舞士气、勇往直前这方面起了作用。这就是当时提出校风的背景。

我觉得每所学校其实都像是“染缸”，把学生染成什么颜色很重要。搞好了，培养出的人是高尚的；搞不好，培养出的人是庸俗的。我们北工大的一批学生，“文革”时期分到西北地区工作，他们觉得学校的作风对他们的影响很大。

党的优良作风应该传承

我认为想把学校建起来，第一是必须要有一个好的指导思想，一个好的作风。我觉得好的作风就是要引导大家积极向上，由此我自然地想起过去党是怎么教育我的。我是学生出身，在北京念的小学、初中、高中，上大学是“七七事变”后考入西南联大。当时在抗战时期，西南联大物质条件极差，房是茅草房，学生宿舍是一个大屋，上下床，教师有的自己在外租房。我记得有个老师在滇池住，每天骑一匹枣红马到联大上课，到校后在教室旁边把马拴上就开始讲课，这种艰苦奋斗的精神对我影响很大。西南联大的学生很刻苦。皖南事变时，国民党要抓人，特务头子康泽到昆明抓人，那时候我离开联大到了农村，农村生活条件也比较艰苦。后来去云南，进了南方局，南方局派我去贵州工作。我去贵州要做工作，没有职业是不行的，我就重新考了浙江大学。有联大的基础，考浙大就不那么难。在浙大有寒暑假，我可以出去活动。这时候我的职业表面上是学生，实际是做党的地下工作。这一段时期以后到日本投降，1946年国民政府到南京转防守了，我也暴露了。暴露以后我被调到南京中共代表团，从这就到了解放区。在那里有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李维汉、陆定一这些老一辈的革命家直接领导我们工作，整天在一个单位。半年后国民党进攻延安，我们又去了延安根据地。在那里，有幸在周总理和其他老同志的教育下，我们懂得了党的作风是什么，什么叫为人民服务，什么叫艰苦朴素、艰苦奋斗。在延安，我们正好跟毛主席住一个地方——杨家岭。毛主席常在夜里工作，晌午出来散步，见我们还打招呼，问我们从哪里来。我从入党到去南方都受这种教育，我们接触的中央领导同志都是这个作风，没有架子，真正和人民群众密切结合。

1948年底进城后，我们又一直受彭真同志、刘仁同志的教育。彭真同志是市委第一书记，他讲话从来不让别人去准备，都是自己准备。有时候他带一张纸条放在兜里，讲的时候拿出来看看，从来没有念稿这一说，这都无形中影响了我们。有一次，我跟刘仁同志一起下厂检查工作，去石景山考察李锡铭同志。刘仁同志什么问题都问，等于是考试，其实他心里全知道，而且知道得比较深。考察结束后，刘仁同志一上车就说，这个同志优秀。他就是这样通过直接接触来考察干部。李锡铭同志是清华的学生，当时我们需要干部，向清华要人，李锡铭同志就来了，他跟工人结合得很紧密。

这说明当时我们这样的年轻人，跟老一代革命家长期接触，受他们的影响很深，再去想什么叫为人民服务，什么叫艰苦朴素、艰苦奋斗，这内容是有血有肉的。所以到北工大以后，我觉得应该把这个传统传承下去。首先要按这个传统树立一个好的校风，用校风把大家统一起来，校风体现高标准。我们的工作就是按照党这样的教育，一步一步做下来，这一点大家比较满意。

“找校长去操场”说的是要接触群众

我愿意和群众打成一片，觉得不常接触群众就不舒服，我发自内心想直接和大家谈一谈，因为我需要了解他们。他们说“找校长去操场”，其实是因为操场人最集中。北工大校园小，吃完饭大家都去操场，那是我们接触群众的最好机会。我们去了以后，大家有事就来跟我们谈，这也是因为我当时深受党的作风的影响。过去在南京，我们跟总理住在一个院里，非常方便，我们有错，总理也真批评。1946年在南京中共代表团中，我在青年组，搞青年运动和学生运动。当时几个大学里，有一些先进社团都在做地下工作，我和他们联系。抗日战争结束以后，组织上让我帮总理看报纸，一天好几十份。我的任务就是把报纸上提到总理的、提到中共代表团的文字圈出来。一天早上，总理把我叫去了，原来他还没睡，在看报纸。我进去以后看到总理不太高兴，就感觉自己的工作出问题了，因为平时总理都是乐呵呵的。果然，总理问我这是不是我画的，我一看就发现糟糕了，那条消息的正文中根本没有周恩来，只是在标题中出现了，国民党的报纸极不负责任。总理发现我不认真仔细完成任务，就批评了我，当时那语调我到现在依旧记得。

总理对待同志是很热情的，我结婚总理还请我吃饭。总理的记忆力非常强，我们的主要简历他全清楚，这在无形中对我们产生一种影响。所以我到北工大后，一看各处来的人都有，各种作风都有，觉得还是党的作风重要，所以我们要抓作风。我们自己有机关工作经历，过去领导的作风没有脱离群众，很自然我们就会跟群众接触。理想、精神这些都是最根本的，各行各业都有，我们在延安时住的杨家岭是一条沟，我们守沟口，总理和毛主席住沟里头。一次我们搬来凳子在沟口坐着，看见毛主席带着孩子来了。陕北的老乡赶着毛驴从毛主席的身边经过，他们问毛主席好，毛主席也主动打招呼。解放以后我们常在星期天去看总理，总理喜欢我们带孩子去。有时候我们会一起去中山公园转转，如果到公园总理发现群众全都避开他，他就会去找保卫问是不是又去做“功课”了，总理想多接触群众。

市委给北工大搭建了一个不错的领导班子

市委为我们北工大搭建了一个不错的领导班子，譬如我们有樊恭烋同志，他抓教学很好，而且他是西南联大的，和何东昌是一起的。我也是西南联大的，1938年我在西南联大时是第一期，后来1941年皖南事变要抓人，由于我当时已经入党在黑名单上，1941年初没念多少书就离开了。樊恭烋同志一直在西南联大念完，后来分配到航空学院，又被市委调到工大，调来之后就埋头苦干。樊恭烋撰写了一本学术论文集《樊恭烋高等教育文集》，我觉得他很厉害。我不懂教学，但樊恭烋同志很熟悉教学，他对基础课、专业基础课及专业课要搞什么实验、毕业设计怎么做及相关要求都十分熟悉。他来以后就按这个要求做，所以第一期毕业生的毕业设计水平比较高。有材料上说，仅次于清华和北航，这都是以老樊为首的一批同志抓教学的成果。

我在北工大的时候，有一位副校长叫沈尔林，过去在天津和北京做地下工作，是一位好同志，他之前没有在学校工作过。当时是刘仁同志安排他到学校工作，他在学校是全面抓工作。解放前，他家再天津，从根据地到城里来的人有时都先在他家里住下，换了装再工作。1938年的时候他还在延安待过一段时间。

1964年我调离工大之后，接任校长的是朱兆雪。朱兆雪比我们老一辈，他是全国有名的结构工程师。人大会堂要建成万人礼堂，每一层装两三千人，会不会塌下来？负责人大会堂结构工程的就是朱兆雪。我原来和朱兆雪同志不认识，刘仁同志熟悉他，当初任命他当工大的副校长，因为学校需要一个有名望、有能力的工程师。朱兆雪同志是个人才。

咱学校现在是“211”学校，以后应该能办得更好，办出特色来，这就是我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