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王浒，1928年12月生，毕业于清华大学；1978年4月调入北京工业大学，曾任学校科研生产处副处长、处长，1980年11月任副校长，1986年10月-1992年5月任校长。在学校工作的十四个春秋，王浒校长见证了北工大建设和发展的光辉历程。他提及的每一组翔实的数字，都凝聚着一代代北工大人拼搏奋斗的智慧和汗水。

1978年我调入北工大，到工大应该说是“半路出家”。樊校长跟我们谈过很多过去的情况，我感受很深。他说工大叫作“三起三落”。第一次起落是1958年至1964年。1958年市委想建工大，因为北京很需要人才，想把工大建设成莫斯科大学那样宏伟的学校，但是从部委院校分配的干部教师不够。市委书记刘仁同志亲自抓，经过两次选址，决定在怀柔建校，请设计院专家设计。很可惜，设计基本完成了，而且通工大的桥、工大的路、工棚都修起来了，结果遇到经济困难时期项目下马了，就用北京化工专科学校建成的校址办学，当时这个学校建起了一个办公楼、一个教学楼，就是现在这个北楼，四个宿舍楼和食堂，市委把这个校址拨给工大。这是第一个起落。

第二次是1965年至1968年，经济困难时期结束，经过调整，形势好转。彭真同志提出工大规划要赶快做，抓紧建设。结果规划没完成，“文化大革命”来了，学校停办，教职工去茶淀劳动，这是第二个起落。

第三次是1976年至1978年，在“文革”最后阶段，万里同志主持北京工作，看到工大建了这么多年还是非常简陋，要求抓紧搞建设，但是不久以后万里同志调到中央去了。“文化大革命”刚结束，百废待兴，北京市经济也比较困难，没有精力马上建设工大。

我来的时候正是北工大继往开来的关键时候。由于几次起落的挫折，工大人情绪不高，甚至有些悲观。有人说工大应“改嫁”，并入部委，做部委院校；有人说，北京办不起，干脆停办。“文革”后期，派了几位老干部：秦川（后人民日报社长）、张青季（后市委体育卫生部部长）、徐伟（原北京统计局局长）等同志。他们到工大后，比较重视工大原有的教师和知识分子，保护他们，马上搞了平反，让这些系、部、处的老领导重新出来主持工作。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请樊恭烋同志全面主持教学工作，工大开始平稳，学校工作逐步走上正轨。我去的这十四年，工大就慢慢建设起来了。

教育改革奠定发展基础

1965年底学校设6个系18个专业，“文革”后，把数理系改为基础课教研室，都是工科专业。1979年4月，樊校长根据新形势，研究学校发展，调整系和专业。樊校长带队，各系主任和教务、科研处领导一起去南方调研，参观了上海交大、浙江大学、华中工学院、国防科技大学等国内比较知名的院校。这些学校在“文革”中也遭到很大的破坏，也在考虑根据国内外经济和科技发展，调整布局，给我们很大启发。

回京后，樊校长跟大家一起研究，结合北京情况，逐步扩展新专业、新学科，改造旧专业。我继任校长后，继续调整和扩展。一是加强理科建设，单独成立应用物理系和应用数学系，使理科专业紧密地跟工科结合。二是成立计算机科学系。北京市很重视，把市里的计算机中心放到了学校，1993年4月并入的北京计算机学院，也加强了我校的计算机科学系建设。三是将化工系扩充为化学与环境工程学系。当时大家对环境问题还没那么重视，我们从国外获得信息，意识到环境问题很重要，首先是环境的化学分析，分析水、空气等，进一步再搞治理，这在全国都是领先的。四是改造老机械系，分为机械工程学系、金属材料与工程学系、热能工程学系。原来机械系主要是冷加工和热加工，主要讲工艺。机械工程学系基本上是原来的老底子，但是加强了设计和机械工程自动化的方向；金属材料与工程学系以原来的焊接、铸造为基础，扩充为研究金属材料的性能和加工；热能工程学系，以内燃机专业为基础，扩充为对热能的分析和利用。五是1983年把道桥专业扩展为交通工程与道桥专业，当时全国只对修路修桥比较重视，而美国已经遇到城市交通拥堵和高速公路管理等问题。我们请美国加州海华市交通局长美籍华人张秋教授创办交通工程系，引进先进的交通管理学科，这在全国是领先的。六是1988年9月，我们把土木建筑系的建筑专业独立出来，设置建筑系，成立北工大建筑工程设计院。学校大部分建筑都是这个设计院设计的，还承担了校外的许多设计任务，如北京的长城电影馆、香山的“一二·九”纪念碑等。七是1984年适应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的需要，增加管理方面的系和专业。1990年9月，北京联合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人大一分校）并入我校，设立了管理系、对外经济贸易系、应用经济系。

“文革”后，北京市建了许多四年制的大学分校，为北京培养技术、管理人才。一方面是为“文化大革命”时积压的高中毕业生提供深造机会，另一方面是解决“文革”造成的经济建设人才断档问题。市委给工大的任务是培养基础扎实、工程实践能力强的高水平科技人才。北工大在“文革”以前是五年制。樊校长向市委和教育部汇报，要求保持五年制。1979年在市委的支持下，教育部批准北工大实行五年制，同意参加第一批招生录取，生源质量提高很多。当时招生分好几批，清华、北大等部委院校第一批招生，市属院校都是第二批招生。

当时全国仅有清华大学、北工大实行五年学制。1989年国家教委要求两校进行高等工程教育中加强校内教育和生产实践相结合的教改试点。从1990年至1997年我校有5个系７个专业的3000多名学生先后参加试点。学生四年在校分两段学习，分两个半年先后下到工厂顶岗实践。一年级学生入校先学基础课，二年级开始有专业基础课，学完后下工厂实习一个学期，主要是在一线做工人，体验本专业的生产流程。半年实习结束后回到学校，学一年半专业课，学完后再次下工厂实习半年，以技术员的身份顶岗。这样既学习了全面的理论知识，又在工厂取得了重要的实践经验，培养的学生基础理论扎实，动手能力又强，符合我校培养高层次技术人才的要求。市委很重视，对工厂下通知，要求北京市工厂必须接收工大学生实习，同时对工大的学生免试用期，解决了工龄待遇问题。我们的改革比较顺利，也比较成功，成果获评1992年北京市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和1993年国家教委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

1978年我校开始招收研究生，当时叫研究生班，因为硕士授予权没给我们。经过努力争取，1981年我们获得7个学科的硕士授予权，1986年获得１个物理学科的博士授予权，1987年获得1个机械学科的博士授予权。1993年以前，教育部严格控制研究生招生指标，尤其对地方院校更是严控。从1978年到1992年，我们学校只授予了硕士学位576个，博士生只招了10人。学校还开展成人教育，为在职人员进行培训。1986年我们开始搞专科教育，主要是在职夜大教育，1992年成立成人教育学院，为社会培养人才，向在职人员敞开大门。

1992年我离开校长岗位时，全校共有14个系，38个专业，比我刚到工大的时候增加很多。在校生5700人，通过不断扩展新的专业，改造老的专业，北工大成为以工为主，理、工、管结合的多科性大学；以本科为主，专科、本科、硕士、博士多层次办学；在教育改革方面走在全国前列，为争取进入“211”的行列打下初步基础。

实验室建设保障教学质量

工科院校不仅要抓理论学习，实践环节也相当重要。实验室是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保证，必须从设备、用房、队伍进行建设。“文革”中，学校的实验室被破坏得很厉害，连基本的实验项目也开不全。当时很多实验员都是中专毕业，长期得不到提升，很多老实验员实践经验丰富，由于学历问题得不到职称，又加入不了教师序列，职称影响工资，导致这支队伍情绪低落。整体来讲，当时实验室的工作有很大困难，徐伟校长、樊恭烋校长都十分重视，我担任科研生产处处长和副校长时分管此事。

1979年全校召开第一次实验室工作会议，徐伟校长和樊校长都参加了，当时提出来“三摸清”，即摸清实验室的任务、工作队伍和实验设备；“四安排”，即根据摸清的情况，对任务、队伍、设备、条件做出安排和规划，力争全面开出教学计划要求的全部实验项目。1980年、1982年、1983年、1984年又召开四次实验室工作会，一步步推进工作。1982年底，经过清查、登记，学校有实验室58个，建筑面积2.72万平方米，设备10298台件，基础技术实验设备经过修补、补充勉强够用，但比较陈旧，专业实验设备则很落后。虽然当时北京市给了经费却很少，真正要把专业课实验室做好，只靠北京市的经费是不够的。

1984年世界银行开始对地方院校贷款。我校极力争取世界银行贷款项目，建了世界银行贷款办公室，由张世民同志负责。本来分配给我们学校是270万美元，但实际上从1984年至1992年，我们使用了贷款330.72万美元，比原来的计划增加很多。世界银行贷款还要求地方政府配套拨款，北京市配套拨款550万元。用这笔钱进口先进仪器设备308台件、外文专业图书2513册。到1990年，专业课实验开出率从1984年的66%增加到96%，新建了机械工程中心、半导体测试中心、分析测试中心等，更新了电教、计算机、显微结构分析、信息等四个中心，加强和改进了原有的实验室。实验室现代化和实验中心的建设，为教学和科研提供了良好条件。当时为了配合设备安装，开始了西校区的建设。经统计，到1995年，实验室和实验中心的面积达５万平方米，比1984年翻了一番。

学校大力提高实验教学队伍。学校开办了两期夜大班，中专学历的实验员全都参加，拿到了大专学历。当时全国还没有实验员职称系列，在市科委和国家教委支持下，我校率先试点实验技术人员职称系列，自创实验技术人员职称，分为实验技术员（助教）、实验师（讲师）、高级实验师（副教授、教授）。评定标准参照教师职称系列，加上实验动手能力和实验室实验经历等。后来又和工程技术人员职称接口，改为技术员、工程师、高级工程师。1979年评定了17名实验师，1980年经市科委评定２名高级实验师，充分调动了实验技术人员的积极性。我们鼓励教学人员参加或兼职参加实验室和实验中心的工作，因为很多先进仪器设备需要高水平的教师操作，这样既提高了原有实验技术员的水平，又让教学人员参与实验，提高了实践动手能力。到1998年，全校有实验教学人员337位，其中教授、副教授74位、高级工程师50位，讲师25位、工程师72位，提高了实验队伍水平。

为了加强实验室管理，我校率先研制了仪器设备计算机管理系统，通过微机控制，实行量化评比责任制，包括实验室利用率、实验开出率、仪器设备利用率、完好率等，都用微型计算机控制和评估。

我校实验室的工作经验多次在全国和国际的相关会议上作过介绍，我也曾到上海参加教育部召开的国际性实验室工作会议。

内部管理改革调动教职工积极性

1980年６月，市委批发109号文,是关于重点办好北京工业大学的建议，确定北京工业大学为市属重点大学，规定学校的任务是培养首都四个现代化所需要的高水平、高质量的人才，并争取办成既是教育中心又是科研中心的重要基地。要完成这个重大任务，没有全校教职工的同心同德、共同奋斗是不可能的。“文革”后，北京办了许多分校、民办高校，很多工厂办了夜大，师资特别紧张，许多教师出去兼课。兼课有课时工资，校内只有固定工资，教多教少一个样。当时教师工资很低，多年没变，教师在校内教学的积极性不高。樊校长和党委商量后认为“校外多劳有多得，校内多劳无多酬”这个局面必须要改变。为了凝聚教职工的力量办好工大，必须在校内打破大锅饭的现状，创一条改革之路。

1983年4月14日，北京市委、市政府在我校召开现场办公会，樊校长进行了汇报，希望财政局允许我校自筹资金发放课时津贴和职工津贴。会上全面研究工大的改革，同意从内部管理改革入手推进全面改革，要求市里各部门大力支持，会后发布了《北京工业大学改革试点工作会议纪要》，当时市里各单位给工大“开绿灯”。7月，学校在北戴河召开改革工作会议，所有中层以上干部都参加。樊校长讲了“一个目标，两个动力，三位一体的岗位责任制”内部管理改革思路。

“一个目标”就是把全校教职工的积极性集中到实现学校的奋斗目标上。内部管理改革是为了实现学校的整体发展而改革，所以应该有一个目标。目标有长远的，也有近期的。宏观上学校制订五年规划，不但要长期规划，每个学期还要制订实施计划，把长远目标与分阶段的实施计划结合起来。不仅要有全校的宏观规划和计划，每个系、处、教研室，直至每个教职工都要有自己的目标和计划。把全校的目标任务分配到各系处，各系处分配到各教研室、科室，各教研室、科室分配到人。内部管理改革就是要保证、监督这些目标的实现，并根据实现情况进行奖惩。所有的改革都围绕这个目标，目标很明确。

“两个动力”，就是调动教职工的积极性既要靠思想政治工作，有精神激励，又要有一套物质激励机制。“文革”刚结束，有人认为发奖金是资本主义的一套。针对这种情况，我们提出精神激励很重要，但必须要有物质鼓励，多劳多得，不能校外“干活有报酬”，校内“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

“三位一体的岗位责任制”就是岗位职责、岗位考核、浮动岗位津贴三位一体。每个教职工都要有岗位，明确职责。当时的岗位职责制定得很细，每个部门，每位教职工都要有明确的任务。除了日常考核，每个学期和学年还有全校集中的考核。根据考核结果，发放浮动岗位津贴。津贴的资金主要由学校自筹，当时生产单板机的电子厂做了很大贡献。樊校长的这一套激励机制对于调动职工的工作积极性起了很大的作用。

1986年10月我任校长后，市委、市政府要求我校深化管理改革，实行工资总额包干和结构工资制。工资总额包干就是市里给工大定好编制和工资总额，学校增人不增资、减人不减资，实行包干。学校则实行结构工资制。结构工资制是由四部分组成，档案工资、补贴工资是根据市里的要求包括物价、交通等价格浮动予以补贴，任务工资是根据承担任务的轻重发放，效益工资是经过考核后，根据考核结果发放。经过一年多的酝酿和讨论，1989年4月教代会通过《北京工业大学深化管理改革的方案》，改革又推进一步。

1984年10月中宣部和国家教委指定全国10所高校试行校长负责制，其中地方高校只有北工大。1985年4月北工大第五次党代会正式决议实行校长负责制，一直到1996年。当时有些学校实行得并不好，因为党政结合得不好。经过实践，我们形成了较成熟的体制：校务决策会议，校长主持，党委书记、副书记，副校长、三长（教务长、秘书长、总务长）参加，讨论决定学校重大问题，如学校长远规划、学年工作计划、系处领导干部任免等。校长办公会，副校长、三长以及相关的处领导参加，讨论决定日常行政工作，基本上每周都开。党委常委会，党委书记主持，常委、校长、常务副校长参加，讨论党务工作和学校建设思路。在学生工作方面存在交叉，行政要做学生工作，党委也要做学生工作，所以管学生工作的党委副书记兼副校长。通过以上机制实现了党政既分工又结合，协调一致，做好学校工作。

为了发扬民主，调动教职工积极性，成立了教代会，实行民主参政、民主监督。不仅每年开会，还设教学、科研、室验室、后勤生活等小组，吸取相关教职工代表参加，随时反映群众意见，日常监督学校工作。这套办法使领导和群众紧密联系，同心同德。

到1992年，我校内部管理改革边探索、边实践、边改进、边深化，对推进学校改革和建设起了重大作用。第一，推进了教育事业，提高了培养质量。教职工人数只增加了4.2%，学生增加了140%，学生人数从2000多人增加到5700多人。几年来的毕业生大部分受到用人单位的好评，每年毕业生需求量平均在三倍左右。第二，调整了师资队伍，教职工队伍年轻化。各种渠道离职教职工422人，离退休312人；吸收了700多青年教职工，其中1982年以后毕业的本科生、研究生500多人，教师队伍中40岁以下的占40%以上。第三，经过管理改革，凡是能搞经营的单位都是工资自负。实行工资包干和结构工资制以后，分流出由独立核算单位自负工资的人员400多人，返还工资占全校档案工资的六分之一，补充了效益工资。教师人均课时量提高36.4％。分配拉开了档次，多劳多得，优劳多得。第四是大力开展科学研究和科技开发工作。学校承担研究开发项目921项，科技成果获国家科技进步奖４项、国家发明奖２项、市科技进步奖46项、部级奖11项，申请专利115项，已授予62项。第五是建立了一套较好的激励机制，增强了学校的凝聚力。全校教职工同心同德、团结一致。

我校的内部管理改革受到教育界的认同和赞许，有400多所高校先后来校交流，不仅在市属高校推广，还于1984年６月在国家教育部和劳动人事部在上海召开的高校管理改革座谈会上作了介绍，当时只有两个学校在会上作了介绍，南方是上海交大，北方就是北工大，在全国有一定影响。

创办校办企业促进全面发展

“文革”后期，校办实习机械厂生产活顶尖，无线电系办电子厂生产稳压电源，都推向市场，创校办产业先河。1979年底，香港汪氏三兄弟开办的“电达公司”来京办展览推销计算机。那时全国计算机比较少，他们对北京不熟悉，通过樊校长，希望我们帮他们办展览。樊校长安排科研科的李世伟、何筱筱提供帮助并商谈合作事宜。展览会效果很好，他们很满意，把一台有毛病的美国SD公司生产的Z-80单板机送给工大。李世伟交给自动化系的吴定荣老师研究。他们很快修好了，还提出用单板机教学的提议。单板机虽小，但计算机的CPU（中央处理器）、存储器、显示器、输出输入接口、按键等都有，而且裸露在板上，用来教学直观易懂，学生可以直接操作。当时国内只有小型台式机，每台十几万，买不起，更不敢让学生动手拆装，教学很不方便。用单板机控制各种机械可以大大提高自动化水平，对企业也很有用。吴老师等还提出：如果能进口元器件，就可以研制出比这种单板机性能更好、更先进的单板机。

他们的建议得到校领导的重视和支持。樊校长让自动化系主任龚为挺组织吴定荣、侯伯文、徐家栋为骨干的微机研究室进行研制。徐伟校长带我去市里有关部门（对外经贸委、中国银行北京分行）要外汇指标，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很支持，给了一笔外汇。李世伟和电达联系进口元件，让他们和我们共同研制新型单板机。电达派出刘麟（刘海粟之子、北大物理系毕业）参加，他当时在香港工作，对单板机接触比较多。公司帮我们进口元器件，刘麟接待我们的教师去香港学习和研制。经过一年废寢忘时、夜以继日的艰苦奋斗，1981年３月，新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单板机诞生了，命名TP801。T代表电达(Teltec)公司字头；P代表北工大英文缩写BPU的中间字，也代表Peking的字头；80代表中央处理器型号；１代表第一代。今后还有803、805。TP801比美国单板机内存翻了４倍，由2K增至8K，功能命令由８个增至19个，性能大大提高。

微机研究室还围绕单板机，开发研制专用PS电源和能打汉字的微型打印机，打印机的机头是日本进口的，整个机盒和软件是我们自己制作的；引进了小型绘图仪，但和单板机接口的软件是我们自己研制，大大扩充了单板机的功能；还研制了带大键盘的TP803、TP805，TP86A等主机。

有了样机又有外汇进口元器件，学校决定把无线电系的电子厂改造，从生产稳压电源变成生产单板机（TP801）。在电子厂董爱芝厂长的领导下，样机3月做出来，4月生产了100台，销售一空，很受用户欢迎。6月底已生产400台，生产销售数量飞跃上升。不仅生产单板机，还生产PS电波、小打印机等外围产品。

单板机的用户越来越广，遍及全国，主要是用于教学和科研。学校针对单板机开展用户培训，当时规定每买一台单板机免费培训两个人，仅1983年已培训3000多人；编写了技术资料和教材，到1983年出版17种，200多万字，销售十几万册，学校里各个专业也在用。学校还安排熟悉单板机的专业教师，定期为用户咨询。根据用户要求，成立了“TP单板机用户协会”，交流经验，互通信息，最多时有上千用户，每年都开会来交流如何使用单板机。用户协会办了《TP80通讯》，免费发放。当时边远地区比较闭塞，几个老师组建了“大篷车”，弄了很多个展示板，到全国各地去宣传，非常受欢迎，为我国普及计算机立下汗马功劳。

我校单板机的发展引起电子行业的关注。有些企业提出，高校搞大规模生产是否不务正业，应转让给工厂。电子部领导多次来我校调研，认为高校发挥人才优势，引进开发先进技术是必要的。我们当时转让了两个厂，但这两个厂都搞不起来，因为单板机组装虽然简单，但是服务要跟上，要会讲课会推广，当时企业还没有走上开放道路，发展这类高科技产品有困难。1983年，计算机工业管理局正式下文，将电子厂生产纳入国家计划，和我校共同建立微型计算机研究开发应用中心。

为了推广微型计算机，1984年暑假，电子部和北京市政府举办了第一届少年计算机夏令营，我校提供TP805单板机和指导教师。当时的电子部部长江泽民同志主持开营式，国务院副总理李鹏和王震同志参加，为工大创造了很大的名气。后来江泽民部长向陈云同志汇报国内计算机情况，还把我校单板机和小打印机展示给他看。单板机和小打印机研制在全国得到很多奖。1987年，时任国家经委副主任的朱镕基同志在沈阳主持“传统工业技术改造会议”，李世伟带领22位教师和技术人员参加，展示单板机开发成果，受到领导和企业的重视。香港每年都有一次国际电脑技术展览，全世界各大计算机厂家都参加。我们每次都设摊位参加，我也亲自去过几次。香港新华社（实际是中央驻港工委）科技部参观后，多次发简报，向中央反映。

1984年以前，我们进口元件、向国外出售产品、派技术人员去香港都要通过电达公司。花费很贵，还不方便。1983年6月市政府批准李世伟作为我校驻香港京泰公司（北京市驻港外贸公司）代表。1984年４月，经北京市对外经贸委员会批准，电子厂和京泰公司合资在港注册“广元电子有限公司”，李世伟为经理，何筱筱和京泰的一位同志任副经理，原来委托电达公司的进出口业务，现在我们自己全承担了。经过我和李世伟考察，我们又在蛇口成立了“广华电子技术公司”，买了房子，派技术人员常驻做开发研究。这里离香港很近，要资料、要元器件很方便，去香港办手续很简便，非常利于开发研究，而且花销大大低于香港。

电子厂（后来改组为公达公司）、广华公司、广元公司，三点一线，形成了产学研、技工贸相结合的格局，为校办产业发展开辟了一条新路，在20世纪80年代初是很有创意的。校办企业的创办，对于全国计算机的推广、教学和技术应用，起到了先锋和普及作用，也提高了北工大的声誉，许多高校、企业和科研单位通过TP801和北工大建立联系。单板机在我校各专业的应用，也大大推进了计算机教学的普及，提高了学生应用计算机技术的能力。企业产生了经济效益，学校管理改革每年支付的岗位津贴也由这里开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