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蔡少甫，1936年7月生，1957年8月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1960年8月9日调入北京工业大学，先后任教研室副主任、主任、校长助理、副校长、常务副校长等职务；1992年4月至1996年9月，任校长；1996年9月至1998年6月任校党委书记。蔡少甫校长建校初期就到北工大工作，30多年在学校工作的时光转瞬即逝，他用自己的岁月故事，向我们娓娓讲述北工大的传统和作风，这也是每一位北工大人应该继承和发扬的。

我从1960年建校初期到1998年从岗位上退下来，30多年经历了学校的发展变化，这对我的一生都是非常重要的。我当校长这一段正好是学校实施“八五”计划、十年规划，这十年的前八年时间，正好碰上国家教委启动“211工程”项目，这个项目的启动对于学校来讲是非常关键的。国家教委、国家科委还有四个部，联合向中央打一个报告，要面向21世纪重点建设100所大学。我们在学校的决策会议上听到这个消息，不是正式文件下来的，是副校长王以铭通过他的同学或者他熟悉的人，从国家教委知道的。大家很振奋，也感到压力非常大。如果我们有机会通过努力进入这100所大学，我们历届领导、那么多老同志和毕业生的期望就能够实现。我们也非常清楚，差距太大，并不抱有绝对的把握。我们是地方大学，假如说北京有一所，我们可能面临的竞争对手就是首师大和首医大。他们的实力比我们强，对北京市的贡献一点都不比北京工业大学少。首师大每年培养很多中小学老师。北京还有一个特点，很多干部都是从农村基层上来的，大多数原来当过老师。当时的李其炎市长就是首师大毕业的。首医大就更不用说了，实力比我们强，重要性一点不比我们工大差。我们感觉压力非常大。如果我们这届班子不能抓住这个机遇，将来可能遗憾终生，工大也会失去一个发展的机会。

能不能够勇于承担这个历史责任，是我们这一代领导面临的一个决策，当时学校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大家讨论要不要把这个目标拿出来，最后觉得还是要拿出来，但有一个问题，这不是从正式文件得来的消息，作为会议文件，可能查不到这句话，但在我的讲话报告里面是非常明确的。我们“八五”计划、十年规划的目标就是为北京工业大学进入国家所确定的21世纪重点建设的100所大学而努力。我认为，工大奔“211”的动员令或者起点，就是从这里开始的。这就把我们的目标和实现“八五”计划、十年计划的目标捆绑在一块。我们要完成这样的历史任务，是在前任领导和教职员工的各方面努力基础上进行的。我觉得作为一个班子，面对自己的工作时，一定要思考，我们的前任给我们留下什么，有什么传统是我们必须要继承并发扬的财富。

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

20世纪90年代，北工大已建校30多年，对我们来说，要继承前面30多年的历史，首先就要有一种敢于迎着困难上的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1960年工大建校正是困难时期，校园只有100多亩，校门在一号楼东边，实际上就是工地铁丝网上开的一个口，进来一看对面就是南边的铁丝网，大概在现在的旧图书馆西侧，靠北教学楼这边。学生形容校园“一眼望穿”。当时只有四栋楼，一号楼、二号楼，一个食堂和一个北教学楼。这四栋楼还没有完全完工，比如下水道、化粪池没有建好，暖气管道没有挖通。但是马上要开学，三所学校同时上课，一个是工大，一个是化工学校，因为这本来就是化工学校的校址，还有一个是工商专科经济班的一批初中小孩，校园非常拥挤。国庆节后，化工学校搬走，但经济班还留在这。虽然学校的基建还在继续进行，但是达不到生活的基本要求。比如化粪池未建好，全校的厕所就集中在现在的一、二号楼西边食堂的地方，是工地大工棚式的简易厕所。学生晚上要上厕所，住五楼的也要从楼上走下来。电是临时从工地拉来的动力电，因为要保证工业用电，所以老停电。困难时期煤、电不足，民用生活排在第二位，先保经济建设。一停电就意味着停水，学校就瘫痪了。学生早上起来只能到校园北边的菜地，从井里面提水出来洗脸、刷牙。停电后食堂就没有吹风机，做饭也很难，生活条件就是这么艰苦。

当时没有公交车，距离城里很远，走路20分钟才能坐上车。学校的宿舍很紧张，不可能保证老师的住房，能够安排一个午休的床位就算不错。我们的单身教师，在北京没家的，八个人一个宿舍，比现在的本科生宿舍还要挤，备课、生活都在宿舍。很多老师家里有事得回家，只能挤公共汽车。有的住在清华北大，也有住在中央党校的，每天骑车往返，一天花在路上的时间四五个小时，非常艰苦。

教学实验面临的问题就更多了。首先是房子非常紧张。学校只能先保证一、二年级的实验课用房，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实验的筹备工作只能暂时先在宿舍或楼道甚至在厕所进行。实验课要用的仪器设备，因为是计划经济，前一年没有订上，今年就没有供应，只好自己去组装。组装也得有零配件，零配件也得计划，教师只能自己骑车或者坐公共汽车，去城里各商店找一些零售供应市场的零配件，这个地方买几个电阻，那个地方买几个电子管。或者找工厂，希望能从他们的计划中匀一点，有的工厂说没有，说有个废品仓库，我们可以到废品仓库去挑。我们物理教研室就从废品仓库去挑，有的论斤，也有白送我们的。当时卸下来的一堆螺钉螺母，各种型号都有，还有一些线头等。如果要装一个学生的实验装置，就得全市各处去找，当时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筹备建设实验室。即使在这样的艰苦条件下，从1960年到1965年，教学计划规定的全部基础课的实验室项目百分之百开出来了，技术基础课的项目的开出率达到90%。因为专业基础课难度大一点，开设了80%。专业课到第一届学生毕业的时候，教学大纲规定的实验项目开出率达到70%以上。那时因为受到仪器设备的限制，教学大纲规定的实验项目并不是所有的学校都能百分之百开出来，做到开出大部分的规定项目就不错了。作为一所新建学校，第一届学生就能够完成这些实验项目是教师们克服了众多困难进行艰苦努力的结果。

五年建校是一个非常艰苦的创业过程。五年以后学校正好要继续发展，“文革”来了，北工大又遇到许多新的问题，但是艰苦奋斗的传统一直传承下来了。可以说从1960年一直到90年代，学校都是在比较艰苦的条件下办学。艰苦创业是几十年来北工大人留下的优良传统。这个传统应该坚持，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要继承。为实现我们所设定的目标就得努力，有困难就要迎着困难，而且要创造条件去战胜困难，这就是一种创业精神。

要实事求是还要不断进取

李晨老校长说过一句话“踮着脚，够得着”，非常形象，就是用尽可能高的标准要求自己。工大建校初期也曾有过不实事求是的提法。1960年正好是“大跃进”后期，“大跃进”带来不实事求是的这种高指标思想相当普遍。工大新成立的时候，一些市主要领导就曾提出，要把学校建成北京的莫斯科大学，不但要超过清华、北大，还要超过莫斯科大学，成为整个社会主义阵营里面的最高学府。这个目标有点太远，不太好实现。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工大临时党总支提出过“学清华、赶清华、超清华”的口号。但是困难相当大，更重要的还是工大的师资队伍和学生素质与老学校比，存在相当大的差距。拿师资队伍来讲，建校初期，北京市很努力，向一些中央学院、中科院求援，希望他们调来骨干教师。但是只能调来极少男性骨干教师。这些骨干教师虽然量少，但对工大的建设和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是我们的宝贵财富。这些教师不但数量非常少，而且分布极不均衡。我当时所处的物理教研室，调来的教师原来在大学里面担任过主讲教师的一个都没有，最老的几位是1955年、1956年毕业的大学生，有担任过实验课和习题课教师的经历。还有一批是从工厂调来的，他们中有的是大学毕业以后就一直在工厂，有的是原来在大学干了两年，1957年下放到工厂的，随后调入工大。1960年9月开始从北大、师院分配来一批应届毕业生，就是一批没有任何教学经验的青年教师，要在开学第二年的2月为全校开出普通物理课，而高等数学因为第一学期就要上课，教师数量不足只好从其他专业教研室抽一些老师先到这儿来上课。可是这些老师大学毕业都四五年了，高等数学放下的时间更长，只好重新捡起来给学生们讲，当时专业课老师也是很缺乏。

1960年招生时，工大没有被列入招生计划，是临时加上的。1月份开始筹备，临时上报招生计划，从北京市高中招收的毕业生只占新生的三分之一。另有三分之一是从印尼回来的华侨生，情况各种各样，有的水平很高，有的可能很低，还有语言上的障碍，有的听不懂普通话，只能听懂广东话、福建话。还有三分之一是中专二年级学生，相当于高二学生，通过考试选拔成了工大学生。面对这种情况，再加上环境条件，很多教师没有信心，认为当时的工大只相当一个中专水平的学校。当时的干部有少数是从兄弟院校调来的，当过学校领导的，比较有经验。大量的是从工厂一线调来的，这些干部很好，政治素质、工作能力都很强，但是没有高校工作经验。如何尽快把学校引到一个正常的教学秩序是一个大问题，很多教师信心不足。

李晨校长来了后成立了新党委，明确提出实事求是，立足现实，艰苦奋斗，不断地给自己树立高的标准和目标。首先是抓基础。学校制订了教师教学工作条例60条和学生学习方法30条。这两个条例纠正了1958年以来，当时在高校出现的一些违背高等教育规律的“左”的做法，使学校工作回归到正确的轨道上。第二是明确提出高校培养人，即提高学校的培养质量是学校的中心工作，其他工作不能随意冲击。当时要冲击教学太容易，一个通知，学生就可以停课。现在有了这个规定，就不能随便冲击教学。教学是中心工作，各项工作都要保证正常的教学秩序。第三是狠抓教学质量。明确提出“基础课三年过关，专业课五年初步过关”的目标，从基础课开始抓。我所在的数理系因为学校没有财力和能力，暂时下马。全系教师合并到全校的八门基础课组成的基础课委员会，樊恭烋兼任基础课委员会主任，用他的治学观念、治学态度带动我们这一批年轻同志闯基础课的关。按照学校的目标，全校每个教研室都要制订这门课的培养目标、培养计划和提高课程质量的各种措施。经过努力，1965年，第一届学生完整地完成了学习过程，在最后一个学期的毕业实践中，通过参加真刀真枪毕业设计，得到了很好的训练和培养。毕业后反馈回来的信息表明，社会上对我们这批学生的评价相当好。作为地方大学第一届毕业生，而且来源不同，能够达到这个水平，真是不容易。

教学基本过关后，我们开始考虑学校各学科的进一步发展。学校提出各系各教研室在研究制订和落实力争三五年内教学基本过关相关规则的同时，还必须抽出一定的人力围绕学科今后发展方向作科研准备和启动工作。1965年，利用60级毕业设计，61级进入最后一学年的机遇，学校组织大批教师下厂搞真刀真枪的毕业设计。在工厂、企业和科研机关，教师们能接触到一些实际的科学技术问题，特别是工厂生产的技术问题。通过实践不仅帮助解决一些实际问题，还从实践过程中找到了一些新的研究课题和研究方向。虽然受“文化大革命”影响很大，但仍然有一些教师，因为有这个基础，在尽可能的条件下，结合可能的任务，在“文革”期间仍然坚持搞科研。“文化大革命”结束后，1978年全国科技大会召开，学校好多项目得到国家的表彰，其成果数量与得奖，一点不比一些重点院校差。

1977-1978年间，国家教委开始在重点院校里面恢复招收研究生，北工大招不招研究生又成了一个关键点。北工大建校虽然已有十七八年，但只有一届学生是完整的，完成了本科教育的全过程。由于“文革”的原因，本科教育正处在恢复阶段，很多政策要落实，很多东西要重新建，我们首先要提高本科生的质量。但是如果这个时候错过了参与第一批招研究生的机会，北工大会不会错过进一步发展的新平台和新机遇？当时学校提出要跟全国重点大学一样，参与第一批研究生招生，这在教师中引起了激烈争论。经过认真讨论，不少教师认为，尽管我校条件较差，但是我们要创造条件。我们有一批教师是有科研基础的，只要挖掘潜力，能够承担起来，一旦我们承担这个任务，就为学校今后发展创建了一个新的平台。学校有不少专业参加了第一批研究生招生。正因为抓住了这个机遇，1981年11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了第一批全国硕士点，我们和全国一批重点大学同步获得了硕士学位授予权，有了授予权就可以在这个起点上继续迈进。有没有硕士学位授予权是衡量办学水平优劣的重要标准。1985年，北工大在物理系取得了第一个博士点。1986年，白师贤领头的机械学科也取得了博士点，这样工大就成为有博士授予权的学校，这就意味着工大的水平已经达到了可以跟重点大学交流的位置。其他学校有博士、硕士的办学层次，我们学校虽然少，但是有。设想一下，如果在1978年，学校没有这种远见，没有树立更高的培养研究生的目标，就不会有后来更高的培养博士生的目标。后来又有了博士后，这才谈得上能不能进“211”。我们的工作成绩是在前人努力的基础上得到的，这一点绝对不能忘掉，更重要的是要学习他们的这种精神。

在办理招收博士后审批手续时，有一位导师因为在科研中遇到一些困难学校未及时解决，认为学校条件太差没法招博士后，我就和他沟通了解他的想法，他觉得现在的博士点都很难开展工作，有很多困难，没有办法开展博士后工作。我对他的想法表示很理解。我跟他解释，北工大的条件尽管有了改进，但对他工作上的支持还有一些没做好，我们一定解决。一些我们暂时还做不到的，我们继续努力争取条件解决，但是当前的机遇我们不能错过。我给他讲工大的历史，我说如果我们当时不是迎着困难不断进取，连今天的条件也不会有。这么一说，这位老师同意进行博士后招生申报。按我们当时的水平，许多地方可能不如首师大和首医大，但是我们必须有这种进取精神。不仅要有实事求是的精神，还要有不断进取的精神，这样学校就能够不断前进。

既重视老教师又培养青年教师

学校要发展，教师队伍最重要，做好任何事情，没有这支队伍是不行的。这支队伍要坚持五湖四海，要团结这些同志。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全国的政治环境总体“左”的情况下，工大同样也逃脱不了。尽管如此，当年北工大的校领导还是在尽可能的条件下，重视教师、重视知识，尽量发挥和调动教师的积极性。

第一，建校初期的教师来源各种各样，其中一些老教师由于各种原因背了一些包袱，把这些包袱压到这些教师身上当然是错误的。北工大怎么才能发挥他们的作用和积极性呢？学校尊重他们，真正听取他们的意见，使他们感觉在北工大心情舒畅。后来“文化大革命”就另当别论。发挥好老教师的作用，是办好北工大的关键。

第二，一定要培养青年教师，让青年教师敢于承担责任。实际上当时的北工大不依靠青年教师是不行的。像物理教研室，很多青年教师经过短短的几个月备课就得承担主讲任务，要上讲台。怎么办？大家发挥集体力量，共同备课。比如有些教研室，可能一门专业课只配备了一名教师，就把其他课程的教师找来，大家集体帮他备课，一起讨论，然后由他试讲，试讲完大家提意见，进行修改。另外通过“请进来、走出去”的办法，从外面请一些老师给我们讲怎么上课。北京工业学院（现北京理工大学）物理教研室的一名老教师，一个礼拜来一次，给我们讲教学法，介绍教学。“走出去”就是组织教师去听课。不少教师即使校内教学任务很重，也要抽空骑自行车去清华听课，早出晚归，第二天接着上课。青年教师在艰苦的环境下学习、努力、成长，不少人后来成为第一批研究生导师，成为教学科研的骨干。20世纪80年代初教师评职称，校内初评以后还要到北京市申报，各个学校一起排队。我们学校很多60届、61届、62届甚至再晚一点的大学毕业生，提任副教授、教授的成果都非常丰富，而他们的同班同学留在清华北大的，却拿不出这些成绩来，就是因为我们这里缺少老教师，把他们当骨干用。青年教师队伍就是在这样的压力下成长起来，这就是我们学校对青年教师的培养，给他们任务给他们重担，同时帮助他们克服困难，帮助他们努力。

建设好领导班子方能凝聚人心

北工大从第一届班子开始，一直到我那一届，都非常重视班子建设，强调班子团结，党政配合得非常好。北工大开始是实行党委负责制，后来实行校长负责制，后来又恢复到党委负责制。校长负责制的时候，全国有很多高校进行试点，遇到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党政不能配合，党政闹矛盾，但是工大没有。从樊校长、王浒校长到我，这三届和党委之间的配合不能说一点问题没有，但是我觉得配合得非常好，原因就是互相尊重，抓班子作风和思想建设。

工大的领导同志就像有些同志说的一样，他不像一个校长，不像一个党委书记，对教师非常亲切。李晨同志就是这样的典范。1963年第一实验楼开工，为加快工程建设，当时主管这个项目的领导请建筑公司的同志到东安市场森隆饭店吃了顿烤鸭，花了几百块钱。后来，该同志就到财务科去报销，财务科说按规定这笔钱不能报销。他只好找到李晨同志，说明原因确实需要。李晨同志听完以后没有说任何话，就从抽屉里面用自己工资替他付了一半钱，剩下一半让他自己支付。李晨同志有很多好作风。譬如他有专车上下班，沿途他看到很多走路的教师，特别是老教师、骨干教师，他经常会招呼，让他们进来挤一挤一块坐车。

还有周宣诚同志，大家叫他平民干部、平民书记。有一年提工资，他们系有一位教师，因为名额不够工资提不了，他自己就把名额让给了这位教师。还有樊恭烋同志，搞管理改革时，当时定的管理改革有岗位津贴，樊恭烋校长声明，他不要岗位津贴，这个试点就是为了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后来大家觉得这样不行，他做了贡献应该要。最后大家共同做出规定，校领导的岗位津贴不能高于学校教师的平均值。这些精神的意义不是几块钱的问题，而是怎么要求自己。领导干部怎么给大家树立榜样，怎么能够凝聚人心，这样的例子太多了。

勇于创新不断探索

北工大勇于改革创新、不断探索的精神，实际上从建校开始就有。1964年以后，学校开始搞半工半读试点，当时主席做了批示，教学方法要改。还有王海容的讲话指出当前教育的弊端，内容要砍三分之二等等。刘少奇同志也提出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教育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所以提出半工半读，提倡半工半读。北京市积极相应中央号召，希望北工大进行试点。北工大当时试点分了好几条线，首先就是高年级学生下厂搞双革，把毕业设计，甚至一部分专业课和下厂劳动、下厂实践结合起来，用真实题目引导学生做毕业设计，这是加强生产劳动的一种形式。第二种形式就是直接从工人里面招收一个工人班，周大森同志就是从那个时候抽上来的。1964年试办了工人班或者叫工长班，直接从生产线上选拨优秀的青年工人，边读书边劳动，这就是半工半读班。第三种形式是对大多数专业制订了一个实施的方案，就是前三后二，前三年基础，后两年到工厂结合生产实际的问题，进行教学和和帮助工厂解决问题。再有一种模式就是我当时所在的物理系，从1965级开始，实行一半劳动，一半教学，还有一个无线电系的半导体器件班，在沙河器件厂，也是边劳动边教学。

1983年以后，全国进入改革开放的高潮，北工大提出进行管理改革，以管理改革为突破口带动其他改革。这些改革并不是1983年提出来就完成了，后来又进行了第二阶段的管理改革、第三阶段的管理改革，不断地进行嫁接，深化教育改革的步伐一直没有停止过。正是这种改革和不断创新的精神，使我们突破过去旧的培养模式，使学校得到发展。

我觉得这五条是非常宝贵的财富。我们前任给我们留下的不是担子，是学校的教学基础、科研基础、学科基础和一支教师队伍，更重要的是，他们给我们留下了好的作风、好的传统。我们要继承这种作风，发扬这种传统。我们后人就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在前人的肩膀上继续完成这个事业。这就是我当时上任时候的想法，到现在为止，我还是坚持这种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