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在北工大讲课)
题记
最近，中国社会科学院向社会公示了首批推选出的47位学部委员名单。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工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和技术经济研究所名誉所长李京文教授作为唯一的技术经济与管理专家名列其中。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陈奎元谈及，之所以推举学部委员，意在肯定社科院资深或有突出贡献的研究人员的成就和价值，树立一种表达他们学术地位和荣誉的象征，以培养和鼓励学者刻苦钻研、自强不息的精神。
半个世纪了，李京文先生一直在与数字打交道。技术经济学、数量经济学、计量经济学、物流经济学、拓扑学、模糊数学……这一个个貌似枯燥乏味、读来令人生畏的词汇，在李京文心中，都是庞杂社会现象的某种量化——生活的结晶、生态的变异、生产率的体现，又是经济运行的总结与展示。特别是近二十年中，李京文先生带着他的团队，以数字为依托、以科学计算为方法，先后完成了三峡工程、京沪高速铁路、南水北调工程、磁浮列车工程等重大项目的经济论证，确保了这些重大工程的顺利实施，为中华民族的工程建设史、经济发展史，增添了一篇篇光彩夺目的华章。与此同时，经过他们的科学归纳，数字又经常能够幻化成精要的规律、观点、判断和预测，为党中央把握世界经济运行趋势、制定宏观政策，掌控中国经济航船提供重要的依据；也为各部门、企业、甚至个人选择最优发展项目，以及把握项目的最适时机、最适规模、最适投入，提供明白的参考。
时下祖国南北酷暑难耐，年逾古稀且腿疾缠身的李京文院士却依然奔忙不息。不久前他刚到广西主持评审了根据两国总理共识开展的“中越两国建立‘两廊一圈’可行性研究”课题，探讨了建立“南宁-谅山－河内－海防－广宁”、“昆明－老街－河内－海防－广宁”两个“经济走廊”和“环北部湾经济圈”的前景与途径。回到北京，就埋头指导几位博士生完成他们的论文：有关北京市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奥运会公共设施的投融资及管理体系的构建等等。接下来，他将作为“中国经济社会系统工程学会”理事长，短暂赴新疆主持学会的年会。8月初返回北京，参加意义重大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首批学部委员的首次大聚会……
技术经济学、数量经济学、计量经济学、物流经济学、拓扑学、模糊数学……这一个个貌似枯燥乏味、读来令人生畏的词汇，在李京文心中却是庞杂社会现象的某种量化——生活的结晶、生态的变异、生产率的体现，又是经济运行的总结与展示。特别是近二十年中，李京文带着他的团队，以数字为依托、以科学计算为方法，先后完成了三峡工程、京沪高速铁路、南水北调工程、磁浮列车工程等重大项目的经济论证，确保了这些重大工程的顺利实施，为中华民族的工程建设史、经济发展史，增添了一篇篇光彩夺目的华章。
(一次评审会的间歇)
三百多页报告促成一千九百亿投资 三峡工程：预测与投资基本吻合
不久前的一个下午，两时余，当我按响门铃，进入李京文先生位于北京市中心一个高层公寓中的家门时，远在千里之外的三峡主体大坝上，正因最后一仓混凝土浇捣成功、大坝顺利登上185米设计高程而响起欢庆鼓乐！
把身体微微埋在一张旧沙发中，老院士同我谈起他在1986年前后，以三峡论证综合经济组副组长身份实际主持“三峡工程经济评价研究”的往事。
那时节，围绕三峡工程要不要“上”发生了一场全国性的尖锐争论，即使在主“上”的阵营里，什么时候上的争议也非常激烈。
主持三峡论证大事的国家水利部部长钱正英点名要时任中国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的李京文，来具体负责这个大项目的综合经济评价。
李京文毅然担起重任，和经济组其他56位成员一起开展了极为细致而艰苦的工作。他个人就曾五下三峡，走遍库区上下，与各地干部群众和相关各界专家密切交流，收集了数十万个现实数据；同时，对古今中外上百座大型水坝，甚至还有其他领域的重大工程的利弊，都作了反复研究；然后再建立了几十组模型，对三峡工程建设中、建成后可能出现的各种前景，进行了大量的复杂运算。还特地设想并计算了如果不上三峡工程，那么又将有何种方法才能妥善应对中国即将到来的巨大能源赤字。
1987年4月，专家组以53人赞成、4人反对，通过了厚达300多页的有关三峡工程项目的综合经济论证报告。总结论是：
——三峡工程施工条件得天独厚。
——三峡工程技术可行。一些不利影响，可采取措施减免损失。
——三峡工程的国民经济效益是好的。
——三峡工程财务评价指标也是好的，偿还贷款能力强，对国家的贡献大。
——国家有能力承受三峡工程所需建设资金。
为了更直观地向高层领导汇报，李京文又亲自反复推敲，从结论中归纳出一句话：“根据综合经济分析，（三峡工程）建比不建好；早建比晚建有利；建议早作决策。”
这简洁而明确的结论，以及它背后详尽的数据和论证报告，令人信服地“说”通了上上下下许多反对者。1992年4月3日的全国人大七届五次会议上，代表们破天荒地为一项具体工程进行无记名表决，通过了《关于兴建三峡工程的决议》。
当我们在北京谈话的时候，三峡大坝工程的施工进入了尾声。但在世人心中，三峡工程一直有一个“迷”，那就是它究竟花了中国人民多少钱？
我向李先生直接提出了这个疑问。我说，我看到三峡工程建设指挥部财务部门负责人最近公布的一份报告，三峡工程迄今所用投资是1800亿。“那么，你们论证组当年对这个工程，打的总预算究竟是多少？”
李京文回顾说，对三峡工程的总投资要多少，确实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当时一度有多种估算，从几百亿直到四千多亿元，都有。我们结合对中国中长期发展趋势的研究，仔细考虑了国内国际经济动向、材料和劳动价格的变动、工程分阶段实施等情况所作的反复计算，得出的结论是，项目总投资约为1900亿元。而且对这些钱从哪里来，会给国民经济带来多大影响，以及这些钱应该怎样分期到位、控制使用等，都作过细致的论证，提出了具体方案。
现在，将论证组当初的预算与“三建指”公布的数字对照，李京文解析说，三峡工程组织得非常精密细致，对投资的项目及分期使用的程序都控制得很好，听说移民部分比预计的多花了一些钱，但枢纽工程等其他一些项目扣紧了一点。现在还有一些“扫尾”工作需要花费。这样算来，最后的数字，与论证组预计的1900亿元，应该基本吻合！
李先生在和我一起“倒轧账”的时候，态度神情非常平和，就像在计算一个家庭的日常开支，但在我心中却引发了极大的感慨：要知道，那个论证，距离今天已经有将近二十年。二十年斗转星移，中国及世界经济发生了多大变化，材料、劳动等费用都早非昔比，但当年的预测竟然仍能和今天的实际结果“基本吻合”。数字的科学、科学的数字，真是神奇！
(和夫人余平一起乘坐磁浮列车)
总投资九十九亿元，实际造价每千米两亿略多 上海磁浮：探索中国特色高速客运
对照三峡工程、“南水北调”的磅礴气势，上海磁浮列车线看起来很难与它们相提并论。但是，在李京文先生眼中，上海磁浮列车线和长大线应用磁浮列车的宏观经济研究，却是他主持论证过的众多工程中“发展前景最远大的一个项目。”
他为此专门向我介绍说：“交通是经济中非常活跃的因素，也是我们经济研究中密切关注的对象。无论是国家宏观经济还是区域发展格局中，交通的作用都不能忽视。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在我们的许多区域经济论证项目中，交通都占据了很大的比重。”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十多年前，他应铁道部之邀，主持了京沪高速铁路的前期技术经济论证。而当磁浮列车这一全新的交通运载技术被提上议事日程的时候，李先生又立即以极大的热情关注着它。
上海磁浮列车工程一度面临巨大压力。这个只有30千米的交通项目，投资却需要近百亿元。有人于是说，那是“烧国家的钱”，买了一个别人不想玩、国人玩不起的“赔钱货”。
如何让人民大众、让高层领导都“看懂”这个确实很费钱的“宝贝”？李京文再次受邀，从技术经济的角度来解构这块现代工业社会的玉璞，解答这个不仅牵涉到浦东这条短线的现实评价，而且还关系到磁浮列车产业能否在中国获得未来的发展的重大悬疑。
他亲自带队奔赴现场及德、日等国，开展了磁浮交通适用性重大课题的研究论证。2003年4月初，正是“非典”高峰，他在一份题为《高速磁浮交通系统在长大干线的适用性——宏观技术经济问题研究》的专题报告上，签下了自己的大名。
这份报告，既系统地研究了高速磁浮交通系统在技术、经济、社会、环境等问题上的适用性，也集中回答了人们最关心的几个大问题：单位造价问题，投资风险问题，投入回报期问题等等。
——外界根据总投资99亿元造30千米线路这两个数字简单相除，得出上海磁浮列车每千米3.3亿元的单位造价，有些人士更夸张地把它说是“每千米4亿元的天价”。但是李京文的论证，科学地剔除了磁浮列车因首次引入技术、首次试制、首次建立管理程序等产生的特殊费用，尤其是为长大线作准备而花费的额外投入，得出了浦东磁浮列车线的实际造价只是每千米2亿元略多的结论。
——更重要的相关结论是：中国迫切需要一个高速运输系统，快速、安全、舒适，大运量、小能耗、轻污染，而又能与各种运输方式和谐衔接。而高速磁浮交通系统是能够满足上述要求的重要选择之一。
——课题组还提出了中国应分三步走发展高速磁浮交通系统的重大建议：第一步，与国外开展合作，建设示范线。第二步，在300公里左右的中等距离线路上实际应用高速磁浮交通技术，为进一步推广积累经验，创造条件。接下来，与主要技术国产化同步，在一些长大干线采用这项技术，并着手建立高速磁浮交通网，形成一个高效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高速客运体系。
李京文先生颇感欣慰地说：“现在看来，我们当初所作的带预测性的课题研究，已基本得到验证或实现。分三步发展高速列车系统的建议，第一步走得很漂亮，第二步也即将迈出。我相信，几年之后，当沪杭磁浮列车建成通车之日，还会有更振奋人心的消息。”
(1956年在列宁图书馆前的留影)
惠及约150万平方公里近3亿人口 南水北调：滋润北方干渴大地
话题转到李京文的另一项重大工程经济研究：“南水北调”。
南水北调现已上马的东线与中线两部分，总投入达1310——1480亿元人民币（包括580亿元左右的辅助投资）。这是又一项耗资巨大的工程。由于它牵涉到沿线约150万平方公里、近3亿人口的生活质量和经济活动效率，又成为中国历史上与民生关系最密切的水利工程项目。
对这项工程的认识也一度很不一致。纷纭争议，使这项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即已开展规划的项目，延迟了近半个世纪未能实施。甚至连世界银行与世界自然基金会这两大国际机构，也对此产生了截然不同的两种看法。
面对北方缺水越来越严峻的形势，南水北调工程问题又一次凸现在全国人民和中央高层的面前。正值世纪之交，有关部门又一次找到中国社科院数量经济和技术经济研究所。
李京文和他的小组，在采集大量数据的基础上，根据世界通用的先进方法建立了详细的数学模型，对这一工程的几种方案，以及它们分别可能产生的政治、社会、环境、生态等多方面功用，进行了大量计算和全面评估。“我们最大的发现，也是最后的结论是，南水北调可从根本上改善华北和西北地区的水资源条件，缓解这两大地区长期资源性缺水的矛盾，控制我国南北地区差距的扩大趋势，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对于改善北方地区生态环境质量和实现国家第三步战略发展目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不仅能够解决当代人的生存和发展问题，而且能够为今后的持续发展创造条件，必将为中华民族在新世纪的振兴起重要作用。因此，应该尽快组织实施。
李京文的报告，为中央最后决策提供了有力的依据。2001年全国人大九届四次会议上，朱镕基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加紧南水北调等重大项目的规划和建设”，受到与会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广泛认同。
2002年，南水北调工程的东、中两线工程分别如期启动。李京文说，南水北调工程正式上马后，京津冀鲁等地的经济社会发展计划随即都发生了很大变化。
(1990年在莫斯科参加中美经济体制改革研讨会)
李京文数字年谱
李京文1933年生于广西陆川县。
少年李京文有一个瑰丽的梦想：当诗人、文学家。稍大，感到现实的丑恶是因为没有吸取以往教训，改而想当历史学家。再后来，因为数学成绩出色而颇受老师表扬，于是又想当数学家。高中毕业，正值解放不久，李京文在姐姐鼓动下，放弃了进中南艺术学院创作系的机会，考进了武汉大学经济系，从此走上名副其实的“经学生涯”。
1953年，李京文被选送到苏联普列汉诺夫国民经济学院和莫斯科国立经济学院学习。在那里，当面聆听到毛泽东主席那段脍炙人口的讲话：“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回国后，李京文先后在河北省计委、国家计委、北京经济学院、国家建委、建材部和国家建材总局等单位工作。“文革”中期，从农村下放锻炼地被调回国家建设委员会，从部长秘书一直当到总局长助理。中国社会科学院于1980年成立时，李京文被调任技术经济研究所负责人，完成了由官员到学者的大转身。
2001年，李京文先生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成为中国迄今极少拥有这一头衔的经济学家。
中国没有经济学院士，李京文是作为工程管理学专家被选为院士的。他对建立我国工程论证、规划与决策的理论方法和制度做出了开拓性贡献。除“三峡工程经济评价研究”等大型新型工程项目经济可行性研究外，他还主持或参与制定了电力、建材、水利、铁道、物流、航天等部门的发展规划和技术政策，以及深圳、海南、湖北、中部五省、环渤海经济圈等区域性发展战略。
李京文是我国技术经济学的奠基人之一。他首次提出了精确测算我国技术进步及其影响的方法。他率领助手们开创性地研究了我国综合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他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就提出了“科技进步是富国之源”著名观点。他与美国科学院院士、哈佛大学教授乔根森等各国学者合作，系统地分析比较了中、美、日三国的生产率，撰写了《生产率与中美日经济增长》一书，在世界主要国家的经、政两界均引发了反响。
特别值得提及的是，他领导课题组所执行的“总理基金研究项目”《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经济蓝皮书）。此书自1990年开始，每年春秋两次预测、分析我国经济发展趋势，成为我国制订新方针政策的重要依据。他主持或参加的《1998～2050年中国经济发展与预测》、《12部门技术政策》、《走向21世纪的中国经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综合研究》、《北京市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优化》等，均获得了包括多次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在内的重大奖项，成为中国和相关区域、部门经济转型过程中重要的科学依据。
李京文说，他这一辈子，就是捉摸怎样把事情做好。为了“把事做好”，他有四个行动信条：一是要爱人、尊重人，要善于与人合作，共同前进；二是要实践、要行动，决不能光想不动、光说不动；三要勤奋，勤能补拙、业精于勤、勤则不匮，勤是成功的必备条件；最后，还要不断图新、创新，努力学习新知识、研究新问题、寻找新答案，紧跟前沿科学，在不断求索中前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