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85周年和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为纪念那些红色的岁月，我校离休老干部，原水利水电干部管理学院党委副书记，92岁高龄的陈彪雄老先生撰写回忆文章，描述了他投身革命的经历，表达对党的热爱与崇敬。

人物简介：

陈彪雄，1915年4月出生在福建省鼓浪屿的一个华侨家庭，1930年1月参加革命工作，是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老干部。1935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延安抗大学习，参加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

深切的怀念

回忆上个世纪30年代，在党中央、毛主席身边度过的延安岁月，时空交替，相去久远，但一切历历在目，如沐春风，无比温馨。“七一”前夕，缅怀往事，更加深了我对党和领袖毛主席的热爱与崇敬。

1938年我在抗大学习并光荣入党，年底在总校首长身边任秘书，那时中央首长常来校讲课。记得在抗大四期的开学典礼上，毛主席指着台上的林彪对大家说：“你们的校长看起来像白面书生，打起仗来可像猛虎呢！”说的大家哄堂大笑，一下子就缩短了领袖和群众的距离。每次听他讲课总是满场大笑和热烈掌声，连伙房、马夫等勤杂人员都挤出时间来听，真是领袖群众心连心哪！

有一天朱总司令来抗大作报告。课间休息，我们学员一起拥上前去，请他签名题字。早去延安之前，我就准备了一个漂亮的彩色签名本，上面征集了许多宝贵的签名，其中最引以为荣的还是朱总司令写的“抗战到底”四个字。由于课间找毛主席写字的人太多，我未能如愿。

1939年2、3月间，从家信中得知祖父病故；17岁的堂弟陈忠炭被捕牺牲；从事地下工作的哥嫂也流离失所，父母为此深受牵连。我身在黄土高原，遥念故乡亲人，思潮起伏，情难自已，于是提笔给毛主席写了两封信：其一，表示自己特别希望得到毛主席的亲笔诗词，其二，汇报了家庭及个人的经历和状况。

我在信中写道：“祖父陈馨山一生务农，没有得到后人奉养就去世了。父亲陈存瑶是东南亚华侨，追随孙中山先生，参加同盟会，因响应五四运动，在新加坡和印尼领导反日运动，两次入狱，被英国、荷兰殖民当局驱逐出境，回国创办了厦门鼓浪屿武荣中学和民间医疗诊所。兄长陈少荛、嫂子黄佩娟是和曾志同志在一起工作过的福建地下党组织的成员，少荛还担任过厦门代理市委书记。在他们的带动下，我15岁加入党领导下的革命互济会、反帝大同盟，并任鼓浪屿共青团支书。1933年，在一次飞行集会和游行示威中被捕，审讯中受到敌人的重刑，但我死不供认，没有暴露身份，从而保护了党组织，履行了对党的誓言。由于亲友营救，得以脱险。”在信的最后，我还汇报了学习、工作情况......这封信得到了校首长罗瑞卿的支持，他点着头，深情地说：“可以嘛！”其他领导同志也都挥笔赠言，使我为之动容，感受到老一辈革命家对年轻人的深厚情怀和殷切希望。

不久，毛主席居然寄来了亲笔信和诗词一共五件，我惊喜交加，热泪盈眶。他在信中这样写到：

“陈彪雄同志：敬题数字，聊慰孝思。 毛泽东。”

在另一页纸上还写着：“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陈馨山先生千古！ 毛泽东。”

想到毛主席在险恶的战争环境下身负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重托，废寝忘食，日理万机，并且在窑洞里进行着重要的革命理论创作，还竟能抽出来宝贵的时间写信题词，使我在感动之余，愧疚万分！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信中他把我的名字陈超雄改称陈彪雄。一字之改，寓意深远。我本名叫陈亚农，被捕见报，出狱后到厦门日报当记者，改名超雄，含有告别过去，超脱旧我之意。我生长于鼓浪屿租界的华侨家庭，在多年的地下斗争中习惯于单线联系和单枪匹马的个人冒险行动，算是经历风雨，见过世面；以后万里走单骑，抵达抗日圣地，在学习期间，被评为突击队员，自我感觉良好；刚23岁就留在校部，接受了一个重要的任务：替罗瑞卿同志在出版社校对毛主席题名的20万字的重要著作《抗日军队的政治工作》，跃马扬鞭，有点飘飘然。由于主席给我改名，使我逐渐清醒。认识到自己，既不“超”人，更谈不到超“雄”。“彪”者大也，“彪雄”二字足矣！通过对主席著作的学习，我反省了心灵深处的个人英雄主义思想，决心虚心向老同志和人民群众学习，在抗日战争的熔炉里，使自己锻炼成为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和优秀的八路军战士。在深入敌后几千里的行军、对敌反扫荡的艰苦斗争和整风运动之后，我的政治觉悟有了明显提高。解放战争时期，我在东北军任连队指导员，荣立三等功；新中国成立后，在高等步兵学校、兵种司令部和地方高校的政治工作中，经受了多方面的磨练和考验，较好地完成了各项任务。我的这点进步是和毛主席的教导分不开的。

今年，我已经92岁了，亲眼目睹伟大祖国日益富强，国际地位不断提高，人民生活得到改善，深感欣慰。北京工业大学在校党委的正确领导下，全体师生员工团结奋斗，工作中有了巨大成就，离退休老同志得到了党和人民的亲切关怀和学校无微不至的照顾。在此，我对组织表示衷心感谢。最后，用毛主席1967年的题词与同志们学习共勉吧： “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